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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郑方贤
六月是最受关注的考试月，不仅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期末考试，还有中考和高考。随着高考成绩的发布，同学们的成绩若高于预期则欣喜，若低于预期则沮丧，也有部分同学的高考成绩会与预期相当。
当然，同学们的预期都是基于平时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年级中的比较，或是通过模拟考试以及从往年高考试卷中所获得的信息等等。
考试成绩的高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业水平，但受到不同试卷的考查内容、范围、难易度等因素影响，最终的高考成绩或者曾经的成绩预期都是特定条件下的结果，并不具有普遍性。
美国教育研究学会等机构2014年出版的《教育与心理测量标准》（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认为考试是“一种工具或程序”，通过这种工具或者程序，获得被试者在某一特定领域中的行为表现，并使用标准化过程对其行为表现进行评价和评分。
所以，考试是为了收集被试者在某一特定领域中的行为表现而采用的一种手段，比如，一个单元的单词默写是考查被试者掌握这一单元中单词的情况，PISA考试明确说明其考查的是被试者的“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高考只考查《考试说明》中规定的学业表现，这就如同艺术、体育的选拔一定是某个具体技能项目的测试，所以考试设计及试卷命制必然是围绕特定目的而进行的。
由于受到考试时间、试卷容量、试题呈现方式的限制，一次考试中实际考查的范围或内容更是有所选择，而对被试者进行的评价或评分也只能是针对其在具体试卷或试题内容上的表现。因此，尽管对被试者表现所做出的评价和评分成为对考生整体表现的一种认定或评定，但考试的偶然性或抽样误差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具体考试结果之间的比较、尤其是考试原始分数之间的直接比较，其意义就非常有限。
考试结果需要通过成绩报告加以呈现，有我们熟悉的分数报告、等级报告、评语报告，以及分项报告或综合报告等形式。以反映学业达成度为主的学业测评，通常采用等级报告或评语报告。
如目前小学低年级多采用评语报告，并且以分项描述为主，以体现学生在不同方面的长处，五分制的等级报告曾经也广泛用于学校的考试成绩报告中。
现行的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采用“合格/不合格”成绩报告，等级性考试则采用五等十一级的成绩报告形式，都是表示对学业达成度的一种判定。考试结果的等级报告是对考试固有的偶然性或抽样误差的一种修正，其科学性优于原始分数报告。
图/视觉中国
由于高考不仅是对学生学业的测评，更是高校录取的依据，早期的教育资源短缺以及如今的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使得高考还承担了决定教育资源分配的重任，所以高考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一项“高利害”考试。
其特征之一是对考试过程的严格管理，如统一试卷、统一时间、统一评卷等，以确保考试过程的“公平”；另一特征是采用原始分数的成绩报告方式，以实现高校录取时的“分分计较”，也是确保录取过程的“公平”。
实际上，高考的考试科目构成、考试无法避免的测量误差及成绩合成方式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现状抑制了教育考试在科学性上的探索，去年浙江的英语赋分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尽管高考分数是高校录取的基本依据，但仅通过高考分数是难以推测录取机会的，因为除去考试本身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之外，还与高校招生的计划数和志愿填报人数密切相关，相对高考分数而言，其分数的排名或位次或许更为关键。
如本市某高校的院校专业组，2017年的录取最低分是542，2018年的录取最低分是546，在录取人数相当的情况下看似分数有差异，但2017年的位次为5493、2018年的位次为5484，基本相符。
同样，本市另一所高校的院校专业组，2017年和2018年的录取最低分都是512，但2017年的位次11795、2018年的位次为12182，相差387位。也有两者一致的例子，如本市有一所高校的院校专业组，2017年和2018年的录取平均分都是441，其平均分在2017年的位次28564、在2018年的位次为28628，尽管相差64，实际是处于同一位次的。
在目前普遍采用考后知分知线知位志愿填报方式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下，考生的高考成绩位次重要性远大于高考分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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